很显然，他的任务不是要照顾护理贺龙，而是按照黄永胜的旨意，要把贺龙原来的一些常备药“收管起来”，要从医疗上加紧对贺龙的控制与迫害。

　　在王护士到北京报到的当天，专案组姓芦的副组长就找他谈话，向他强调说：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划清界线，收缴并控制贺龙的药品。

　　果然，这位“政治上可靠”，忠于林副统帅的“医生”一来，立即以“组织决定，检查你们自己存放的药物是否变质”为名，把贺龙从家中带去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神经衰弱等药品37种共三千多片(粒)全部收走，一粒不剩，甚至把检查糖尿病的试剂也都拿走。

　　随后，他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监视下服用。

　　而且在贺龙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竟连一次血糖也未给检查。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这时，贺龙已被摧残得形容消瘦，身体虚弱得不成样子。

　　“专案组”的这个指示，非常明确：不能把贺龙当好人，所以也不能对他用好药。

　　无情的事实果真被贺龙猜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心狠手辣，毒如蛇蝎。

　　他们就是要用杀人不见血的手段，硬是把贺龙拖死。

　　有一天，这“医生”送来的药胶囊已经破裂，胶囊的外壳还留有手指印，显然已做了手脚。

　　因此，薛明对贺龙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种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便退了回去。

　　“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贺龙赞成薛明的机警。

　　由于这位王“医生”忠实地执行林彪一伙和专案组的旨意，贺龙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差，加之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的摧残，他的糖尿病迅速恶化，1969年5月上旬，连续摔倒了7次。

　　薛明敏锐地觉察到，这很可能是糖尿病恶化的征兆，多次提出检查贺龙的血糖和尿糖。

　　而那位“医生”遵照林彪一伙关于“不能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的旨意，始终没有同意。

　　6月8日晨，贺龙刚听完新闻联播，就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

　　薛明以前曾听保健医生讲过糖尿病人的保健知识，因此，她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糖尿病酸中毒的反映，心急如焚，马上向监护人员反映，要求医生进行救治。

　　但那位“医生”到中午12时才从外面回来。

　　薛明立即找他讲述贺龙的病情。

　　这天上午，“贺龙专案组”正在开会，接到警卫一师黄参谋关于贺龙病情加重的报告，副组长芦某带了两个人坐车来到西山。

　　警卫连干部和那位“医生”向他们汇报说：贺龙最近一段时间心情比较烦躁，精神状态和饮食都不好，有时心率跳动急速，病情加重……听完报告，芦某说：“要随时掌握病情变化，及时报告。黄参谋，通知让卫戍区医院派医生来会诊，把病情搞准。会诊结果立即报告专案组。”

　　他交待完毕，就走了。

　　就这样，拖到下午3时，“医生”才来给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没能止住吐。

　　薛明一连催促了5次，都被借故拖延。

　　下午5时，贺龙血压下降，上腹部剧烈疼痛，病情更加严重，警卫连向“专案组”报告：“贺龙病重。”

　　这时，专案组的芦某同另一个副组长正在办公室打扑克。

　　接到报告后，有人提出：“报告总理吧！”芦说：“不用，我们要个车先去看看。”

　　4个小时后，医院的两个医生才到。

　　从贺龙早晨发病，已整整拖了13个小时。

　　薛明赶紧向他们介绍贺龙的病情，请求立即进行抢救。

　　这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已来到西山，两名医生请示他们之后，没有给贺龙作血糖、尿糖检查，却给他输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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