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朋友

　　虹口公园爆炸案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出了策划者和执行人的最初想象。

　　爆炸案发生后一个月中，日军疯了一样地到处搜捕金九。而他一直住在美国传教士费吾家里。

　　有一天，费夫人对金九说，你们的行踪泄露了，必须赶紧离开。

　　于是，金九和费夫人装成夫妇的样子，坐着费家的汽车，由费吾先生开车离开。车子开出大门后金九才发现，外面密布着中国、苏联、法国的侦探，因为是美国人的家，所以他们才不敢动手。

　　费吾加速开车，经过法租界到了中国地界，下车后，金九去了火车站，转乘火车避身到嘉兴。

　　这是金九的中国朋友——褚补成的故乡，褚补成曾任浙江省长，在嘉兴南门外有一处风景秀丽的老宅，这也是金九的藏身之所。

　　金九暂住嘉兴，跟着他祖母的姓改姓张，名字改为震，“知道我底细的，只有褚家父子婆媳和养子陈桐荪夫妇。”金九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山清水秀的嘉兴，金九隐姓埋名躲藏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年轻的尹奉吉，却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的当年就殉国了。

　　1932年5月25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以“杀人”、“杀人未遂”、“违反爆破物取缔罚则”等罪名判处尹奉吉死刑。

　　11月18日，尹奉吉在日本重兵押送下，被秘密押往日本神户，然后又被移送到大阪的陆军监狱。不久，就被日本陆军第四师团军法会议判处死刑。

　　12月20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的三小牛兵工厂工地上被处决，牺牲时，年仅24岁。这一年，他妻子26岁，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年仅3岁。

　　尹奉吉的尸首被就地掩埋，其上没有任何标志。

　　与金九关系最为密切的安昌浩，也没能躲过一劫。

　　其实，安昌浩是在去韩国侨民团团长李裕弼家途中，被误认为李裕弼被捕的，他当时并没有在临时政府中任职，而且已经入了中国籍。

　　安昌浩被捕后，上海各界很快展开了营救包括安昌浩在内的被捕韩侨的活动。

　　在上海的中国民众团体联合会、上海总工会、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中韩抗日大同盟等20余团体曾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称各国政治犯一向受他国保护。

　　到了5月18日，上海律师工会又就法租界巡捕房逮捕25名朝鲜籍人士，并将其引渡给日军营一事发表了宣言，说此举违反国际公例。

　　因为安昌浩在1922年已经获得了中国国籍，上海律师工会又向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外交部发函，要求他们向上海法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以保国权”。

　　5月下旬，广州各界也相继通电反对上海法租界当局引渡安昌浩。

　　“虽然这场轰轰烈烈的‘援安运动’并没有让安昌浩最终获救，但是上海律师会对法租界当局的抗争，让法租界在此之后不得不在类似问题上有所注意。”石源华说。

　　最终，日本方面也没有抓到安昌浩与虹口公园爆炸案有牵连的确凿证据，但又不甘心将其释放，只能把他押解到韩国的监狱中关押。

　　1938年，安昌浩因病获准保释出狱，不久患肝硬化去世。

　　除了金九、尹奉吉、安昌浩这三个“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直接相关人，大部分被拘捕的韩侨，在中国各界的声援和舆论的压力下，都先后被释放。

　　虽然韩国临时政府因这起爆炸案，不得不逃离上海，把总部挪到杭州，但这次行动的成功，也让金九和临时政府开始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青睐。

　　通过在国民党中央国际宣传部任职的韩侨的引荐，1933年的5月，蒋介石在南京亲自召见了金九，两人还照了一张合影。

　　此后，蒋介石每月固定拨给韩国临时政府5000元生活费，并且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吸收了不少韩国人，为临时政府培养军事人才。

　　金九也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座上客，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开始正式和国民党政府建立了联系，收到固定的各种援助。

　　“也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金九的公开支持，让临时政府的内部失去了平衡，金九一派牢牢控制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朝鲜共产党的力量受到排挤，有些党员便转赴江西苏区和延安。”沐涛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虹口公园爆炸案’对中、日、韩三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尹奉吉牺牲8年以后，1941年1月，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陕西桐峪举行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上，中、朝两国与会的全体同志为尹奉吉致哀。

　　到今天为止，上海马当路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仍然是几乎每个来上海旅游的韩国人必到之处，而“虹口公园爆炸案”，正是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时期最轰动的一个篇章。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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