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有这么一件事。当激烈辩论有关开辟第二战线的问题时，许多人都发现，艾登给丘吉尔写了一个小纸条。首相读了纸条，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又交给了艾登。后者读了丘吉尔的纸条，把纸揉成一团，扔到了旁边的字纸篓里。会议结束，与会者都散去了，斯大林让我搞到那个纸条并向他汇报，纸条上写的什么。显然，他认为纸条上所写的会涉及英国对所讨论问题的立场。我和斯大林保安部队的一名军官一起找到了那张纸条，并迅速拿着纸条去找斯大林，当时他跟莫洛托夫一起在使馆的花园里散步。我打开纸条，读了出来：“温斯顿，您裤子的拉链开了。”接下来是丘吉尔的手笔：“谢谢。老鹰不会从窝里掉下来的。”斯大林乐坏了。1945年夏天，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失利。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接替了他的职务。和他一起前来波茨坦的新任英国外相，英国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恩内斯特·贝文。有一次在洗手间(有时翻译也要陪同自己的上司去洗手间)，贝文站在离斯大林的小便池不远，开玩笑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公厕是惟一地方，只有在这里劳动人民才能够用双手掌握到生产资料。”斯大林狡猾地笑了一下，也开玩笑道：“在社会主义世界也一样。”

　　我和扎伊采夫到摩尔曼斯克出差的报告得到了海军总部的批准。接着，我又有新任务——去基辅，归第聂伯军区舰队调遣。

　　能够到基辅，真是让人高兴。已经有一年多我没有去那儿了，而现在可以见到父母，跟朋友们重聚。

　　但我高兴得太早了。按照命令的规定，我不能见任何人，必须立即赶到舰队司令部，那里会给我详细的说明。此外，这是一次秘密行动，所以我也必须穿相应的服装。此次我应该身穿海军军服，但不是我在舰队服役时的红海军战士服装，而时海军上尉军服。连同制服一起发给我的证件上写着海军上尉。不过，有人立即告诉我，军衔仅仅是此次出差期间有效。

　　火车于清晨到达基辅。站前广场上空荡荡的。我看见了如此熟悉的车站大楼的正门，是现代乌克兰巴罗克风格，于三十年代建成。下着雨，感觉很冷。接送外国游客时，我到过这儿多少次啊！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僻巷，每个通往站台的过道。并且，不由自主地，我想起了阳光明媚的夏日，鲜艳的黄色无棚大客车，衣着鲜亮而快活的少男少女们来到了苏维埃乌克兰的首都。

　　一台淡绿色“嘎斯”开了过来，帆布顶棚被雨水淋成黑色，于是，无忧无虑的1935年夏天的景象消失了。我坐在后座上，竖起风衣的领子，将帽子压低，以免有人认出来。

　　位于波多拉的司令部在等着我。他们向我通报了出差的目的。两天前，舰队沿第聂伯河逆流而上，然后抵达普里毕亚蒂的波兰边界。而我们——一小批水兵，其中也包括我——几个小时之后，也应该乘快艇沿着同样的路线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