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欧洲国家的人，比如德国人来说，在本职工作之外，偷偷地再做一份不向政府报税的工作、并且持之以恒日积月累以至形成习惯，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如果周围的人都这样，大家见怪不怪，也绝不会有人向税务执法部门检举你——对严守纪律、集体主义、遵纪守法的德国人而言，这一幕更是天方夜谭。
　　
　　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例外。德国不可能一个逃税、偷税的人都没有。只是，德国远没有这种文化。在他们看来，希腊就有这种文化。甚至，一些希腊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希腊政府的税收，一直在希腊的GDP中占的比例较小，这早已经不是新闻。2009年，当绝大多数北欧国家的税收都在GDP的40%以上时，希腊的比例是29%。希腊人理论上的税负比例相对于一些北欧国家，也许总体上稍低，但政府税收收入较少的主要原因，还是希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逃税现象。很多希腊人的生活享受和他们报税的数目严重不符，政府听之任之，老百姓当然也乐在其中。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有学者估计，多年以来，希腊人不报收入、不交税的经济活动，即所谓的“影子经济”，一直占到GDP的25%以上。
　　
　　据估算，希腊政府税收欠收总额高达450亿欧元。把这笔钱堂而皇之地收回来，是希腊财政复苏计划的基本内容之一。但负责追税工作的希腊金融犯罪调查局官员称，在目前经济环境下，现在越来越难找到欠税民众，就算找到了，他们也没钱缴税。他们甚至说，希腊银行也成为政府追缴欠税的障碍。这些银行已经成为欠税者的保护伞，或者对政府的追缴要求拖延时间、敷衍塞责，或者故意交出成堆无关文件使调查无端地复杂化，等账查完了，存款也早已转移。
　　
　　这些问题，欧盟和其他成员国也不是都被蒙在鼓里。2012年年初，德国宣称将派遣160名督察员前往希腊，帮助其根除税收腐败问题，并确保所有税款能够进入国库。但希腊方面表示，坚决抵制德国的“羞辱性”要求。
　　
　　当然，也有希腊人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他们与德国人、与其他部分欧洲人的区别。雅典商会的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眼下这场危机不是一场希腊危机，从来都不是！这实际上是一场泛欧危机。如果德国有欧洲视野，就应该到此为止，不要再摆出“德式欧洲”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
　　
　　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在二战中，与法国等国面对纳粹德国的进攻“不战而降”不同，希腊人对纳粹的同盟军意大利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940年6月德军在西欧得手后，墨索里尼决定抢在德国之前占领希腊。但希腊军队成功地利用了伊庇鲁斯山区同意军周旋，随后又发起反攻，迫使意军撤退。到12月中旬，希腊军队竟然占领了几乎1/4的阿尔巴尼亚，并困住了53万意军。1941年3月，墨索里尼发起反攻又告失败。这之后，德国人来了。4月，德军入侵希腊和南斯拉夫，迅速将两国置于德、意占领之下，开始了对希腊长达4年的占领。德、意和保加利亚瓜分了希腊领土，与侵略者合作的“政府”导致了1941年至1942年冬季希腊出现大饥荒，据估计有30万希腊人被饿死。同时，德国对希腊抵抗运动的报复，也导致约10万希腊人被害。
　　
　　希腊人根深蒂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和蔑视、对“家庭”、“朋友”、“社团”的依赖这时候达到了顶点。一个德国企业家托马斯曾经对我说：“对希腊人而言，家庭、朋友是最重要的。其他的，特别是有关国家、集体的利益，都无所谓！”上述历史背景就是理解托马斯的愤懑的钥匙。
　　
　　73岁的希腊著名哲学家斯特里欧斯·拉佛斯在一次记者访谈中，也从另一个角度谈到希腊危机中的文化因素。他说，就像2000年前一样，今天的危机，也要放在文化背景、哲学背景下来看。对希腊人而言，自身的感受，远远比统计数字重要。希腊人完全不同于西欧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也没经历过所谓的“个性解放”。希腊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家庭，是多元表现出的个人价值。当初欧盟让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时候，说欧元会给我们带来价值观的变化。而事实上呢？德国人能把过去、现在、未来分得清清楚楚，我们做不到。我们只活在当下！希腊人既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邻居，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家人。这是他们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教给他们的。
　　
　　他还说，欧盟把地理距离遥远、宗教传统各异、文化传承不同的27国聚集到了一起，但能聚集到一起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共生共处。希腊入盟30年，但欧盟的现代价值观并没在希腊深入人心。现在只是希腊和欧盟“兼容”而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失无所失！”
　　
　　看来，要想解决欧债危机，布鲁塞尔的官僚们，应该咨询一下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意见了！